杜甫的当代性是与他复杂的时间观并生在一起的。他让三种时间交叠：历史时间、自然时间、个人时间。而如果说王维的风景也贯穿着时间之纬的话，那么那只是一种绝对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维是一个二流诗人。

李白也卷入了安史之乱，他吟咏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勤王军队。一个人自大到国难当头依然这么自大，而且是将文学自大转化成了统治自大，这也算是奇观了！

李白没想到肃宗登基后，永王就成了叛军，在老朋友高适的施压下，他走上了流放夜郎之途。

唐朝是一个国际化的朝代。唐土上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唐朝廷任用非汉人做边将，受益的也不仅是安禄山，西突厥突骑施部首领哥舒翰也是受益者之一。

在安史之乱之初，因兵败与谗言被朝廷斩杀的大将高仙芝是高句丽王族。在随驾玄宗皇帝避难蜀中的人员当中有一位汉名晁衡的东洋人，本名阿倍仲麻吕。

安史之乱特别复杂：汉族、Z国的正统王朝、少数民族、外国人、西域文化，还有宗教问题，都混在了一起。由于安史之乱，回纥人进来，吐蕃人进来，Z国一下就乱了套，Z国历史来了一个跨越唐宋的大转折。

宋朝人是否“懦弱”，韩愈究竟只是顺应了当时思想界的演变还是有其独特的作为，咱们都可以再讨论，但韩愈确实“做书诋佛讥君王，反对宪宗迎佛骨，然后被贬潮州刺史。在赴任的路上他写下“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

拿韩愈和与之同朝为官的大诗人白居易做个简单比较，我们就能看出韩愈所推动的时代性思想转变、写作方式的转变其力量有多大：对白居易来说，安史之乱只是提供了他写作《长恨歌》的题材而已。而且这题材还被约束在了贵妃杨玉环和玄宗皇帝李隆基的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上。

因而杜甫被尊为“诗圣”。而“圣”在儒家表述系统里地位是最高的。

在晚唐司空图所著《二十四诗品》中，位列第一的是与儒家品味相关的“雄浑”，其后便是“犹之惠风，荏苒在衣”的“冲淡”之品。在随后的诸品中，有十几品其实都可归入“冲淡”品。而严羽倡导诗歌的“妙悟”，更是“论诗如论禅”。

虽然在《沧浪诗话》中他也要诗人们“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但在他做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判断之后，Z国人对于诗意的看法其实是有了一些变化的。

清初王士禛主“神韵”，袁枚主“性灵”，弄得明代“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一个个笨拙老派的样子。

到了今天，人们在谈论杜甫这样的儒家诗人的时候开始强调其次要的一面，例如其率意、意趣，甚至顽皮，例如“两个黄鹂鸣翠柳”“黄四娘家花满蹊”“桃花一簇开无主”等等。

这样的诗句被娱乐化、生活化、去深度化的今人认为更能体现杜甫的本性，是杜甫更真实的一面——仿佛那个死里逃生又颠沛至死的杜甫反倒是刻意做出来的似的……

但不管怎么说，杜甫被尊为诗圣就是儒家的胜利。而儒家真正的胜利竟然部分地是拜安史之乱所赐！

有点倒霉的是自大狂李白。宋人“抑李扬杜”，影响至今。我们看今人的唐诗选本，杜甫的诗歌篇目总是多于李白。

沈雪馨笑着说：“你跟我讲杜甫，和对牛弹琴没什么区别。”

高晓涛说：“人在灾难下，必会出现个英雄。”

沈雪馨说：“我可不想当什么英雄，能让我平平安安活着就行了。”

高晓涛说：“你现在已经在做一个英雄的事情了。”

沈雪馨惊讶地看着高晓涛，俗话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而沈雪馨就是做了亏心事，她也怕鬼敲门。

高晓涛扫了一眼沈雪馨，心里算是有底了，因为沈雪馨一直是待客有道，从自己进门，到讲完了安史之乱后的杜甫，都没有提上茶的事情，这确实让人有点摸不清头脑。他看了一眼“天下第一绣坊”的牌匾，说：“玉春坊还得做第一啊！”

沈雪馨说：“实话说，当年重新接手了玉春坊确实是想过争一争，可现在忽然明白，也没什么好争的。”

高晓涛看出了沈雪馨失落的表情。

而在这时，张铭辉的管家早已在玉春坊门口徘徊了许久，他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后，就回去了。

张铭辉纳闷起来，人到底藏哪里了？总不能人间蒸发了吧？想来想去，他让管家去秋彩坊看看。

管家去了秋彩坊，也没有发现什么端倪，陶喜田和苏静没什么异常。

张铭辉有些郁闷，陶清珂明明没有出去做生意，而且得了瘟疫，这家子人这么能沉住气，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