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党校的院子里，穿着灰色军乐队队服的同学正排练，鼓点敲得人心荡，西洋号吹得震天响。孙海山一眼就认出了以前的鼓手，跑过去拍他的肩膀。我站在旁边看着，看着他们笑着捶打对方，看着孙海山比划着以前军乐队的队形，阳光落在他扬起的脸上，像少年时那匹红布一样耀眼。

我们和军乐队的同学相谈甚欢，一直聊到我们上课的时间快到了，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跑，路上孙海山说：“以后咱俩说不定还能在一个电厂干活呢。”

那时候的风是暖的，我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像操场旁的白杨树，永远朝着阳光生长。

中专毕业后，我和孙海山真的一同分配到了抚顺发电厂。

抚顺发电厂的烟囱在远处冒着白烟，我和孙海山提着行李走进宿舍时，都笑了——命运真的把我俩拴在了一起了。他在电气分场，我在汽机分场，宿舍门挨门，食堂里总能抢到相邻的座位。下了夜班，我们坐在宿舍的木床上，就着咸菜喝啤酒，聊车间里的事，聊以前的同学，聊以后的日子。

汽机分场的机器总沾着油污，我的工作服袖口永远洗不干净；孙海山的电气分场要穿绝缘鞋，他总说鞋子沉得像灌了铅。我们还是常碰面，在厂区的路上遇见，远远就挥挥手，哪怕只是说一句“今天操作多吗？”心里也踏实。

一年半后的调令来得突然。我拿着去沈阳电力学校的通知回到宿舍时，孙海山早在宿舍等我了。他帮我收拾行李时说：“以后常回来看看。”他把我的行李绳系紧，声音有点闷。我点点头，想说点什么，却只说了句“你照顾好自己”。汽车开动时，我看见他站在宿舍的门口，蓝色的工装在风里飘着，像一面小小的旗。

多年后，孙海山又作为新电厂的技术骨干，调入清河发电厂，并担任电气分场副主任。

再见面时，是在清河发电厂的电气分场，孙海山的办公室里摆着厚厚的技术手册。他把我往家里领，桌上摆着我爱吃的酱牛肉，酒杯倒得满满当当。

我说：“学校的电气专业现在很吃香，每年的录取分数都在提高，你也让孩子学电气吧！”

“学电气危险。”酒过三巡，他突然说，撸起袖子，胳膊上有块浅淡的疤痕，“前几天倒闸操作，电弧把棉帽子烧着了，差点头就没了。”

我想起中专时的顺口溜，轻声念出来：“锅炉一身灰，汽机一身油，电气一身电。”

他笑了，眼里却有我看不懂的沉重：“灰和油顶多埋汰点，可电是要人命的。”窗外的电厂灯火通明，电流却在看不见的地方奔涌。

我看着孙海山鬓角新添的白发，突然想起南湖路上那匹红布，想起红旗饭店的炸酱面，想起电力学校的操场——那些日子像电影一样在眼前过，原来我们的人生在一起已经走了这么远。

他的孩子最终没学电气，他说：“不想让孩子再担这份危险。”我懂他的意思，就像懂他每次递酒杯时的眼神——那里面装着半生的情谊，装着一起走过的路，装着从少年到中年的时光。

半生灯火闪烁，从第五中学的青砖教学楼到电厂的高大烟囱，从少年时的红布到中年时的酒杯，我和孙海山的故事，像一首唱了几十年的歌，歌词里有炸酱面的香，有电弧的光，有岁月的暖，一直一直，唱到了时光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