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走没两百米，她就扶着树喘气，说‘老周，我怎么总觉得累’，我看她脸色也不好，蜡黄蜡黄的，就提醒她‘你去测个血糖吧，我年轻时血糖高，就是这症状’。”

四儿坐在对面，手里捏着个空的温敷袋，手指轻轻捏着袋里的粗盐，听老周接着说：

“结果她去医院一查，空腹血糖都快12了，医生让她立马吃药，还说以后可能要打胰岛素。她当时就慌了，她本来在社区做民政工作，天天跟大爷大妈打交道，挺开朗个人，确诊后没几天就辞了工，说‘没心思干了’。”

老周笑了笑，语气里带着点无奈：“她后来四处求医，先是去三甲医院挂专家号，开的药吃了胃不舒服；又去看偏方，人家让她吃什么‘降糖草’，吃了半个月，血糖没降，反倒拉了肚子；最后连庙里都去了，捐了香油钱，求了个平安符挂在脖子上，才算稍微平静点。”

“西医确实说糖尿病是终身病，得一直吃药。”四儿接过话头，指尖的粗盐袋被捏得微微发热。

“宁姐刚来找我时，还带着一塑料袋药，有降糖的，有护肾的，还有治失眠的——她那时候天天晚上睡不着，说总担心并发症。

我跟她说，先试着把药停了，她一开始不敢，说‘万一血糖升上去怎么办’，后来我让她每天测三次血糖，记录下来，她才半信半疑地减了药量。”

老周听到这儿，眼睛亮了亮，身体往前凑了凑：

“我听她说，最后是完全停了针剂和药？这可太神了！我自己也有高血压，吃了快十年药，医生也说不能停，我总想着有没有别的法子，可一直没找到靠谱的。”

他顿了顿，指了指自己的小臂：“我年轻的时候，插队下乡在农村，跟当地一个老中医学过点东西。那时候老乡们有个头疼脑热，都找他，他不用开药，就扎几针、按按穴位，就能好大半。

我那时候好奇，天天跟着他，他也愿意教我，教我认经络，教我怎么摸脉，还让我给老乡揉按足三里治胃痛。

后来返城考大学，报了水利工程系，毕业后被分到贵州水利局，勘察水纹，修水库，天天在工地上跑，就没再接着学了。”

他说着，抬起右手，掌心朝向四儿，指关节上有几道浅褐色的疤痕：

“你看这几道印子，就是那时候修水库时弄的，搬石头没注意，被划了个大口子，还是工地上的老中医用草药敷了半个月才好。

后来我还去拜访过当年教我的老中医，他都九十多了，还能给人把脉，他跟我说

‘病万变，药亦万变，但理不变——人身上的正气足了，邪祟自然进不来’，我到现在都记着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