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礼治下的群体秩序，展现出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儒家礼治强调“礼”与“理”的统一。出现新的问题，也会以群体讨论来解决，大家都能够平和的讲道理，而不是争吵，这种群体讨论中展现的理性与克制，与勒庞描述的“群体只会互相煽动情绪”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当群体被圣贤教育所引导，不仅不会陷入混乱，反而能形成和而不同的文明秩序。

然而，西方政治将广大民众当作乌合之众。除了那些为人所熟知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其他一些手段和策略被广泛运用。

其中之一便是舆论引导。通过控制媒体、操纵信息传播以及利用各种宣传渠道，政治势力可以塑造公众对特定议题的看法和态度。他们精心策划并散布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和信息，同时压制或歪曲那些与其立场相悖的声音。

这种舆论引导往往伴随着对情绪的煽动。政治人物或团体可能会利用人们的恐惧、愤怒、焦虑等情绪来激发对某个群体或政策的反感或支持。通过制造对立和分裂，他们试图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并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

这样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对抗和冲突。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被激化，人们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受到破坏。政治舞台上充满了争吵、攻击和互相指责，而真正的问题却往往被忽视或搁置。

中国人则非常强调领导者的品德，认为英明神武、内圣外王的领导者才是合格的。然而勒庞对群体领导者的描述，充满了负面色彩：“他们必须是天生的煽动家，擅长操纵语言的艺术，甚至需要具备暴力倾向才能驯服群体。”在他的叙事中，领导者与群体的关系是欺骗与被欺骗，操控与被操控的对立关系。

然而儒家强调领导者的权威不是来自煽动技巧，而是源于自身的道德修养与表率作用。领导需具备三个特质：其一，仁民爱物的胸怀，如孟子所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领导者必须将群体利益置于首位，而非利用群体满足私欲；其二，允许百姓议论政事，体现了对群体意见的尊重；其三，以身作则的担当，孔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者需以自身行为为群体树立标杆。

中国这种领导模式下的群体，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与创造力，这是中国仅用几十年就能在科技和制造业上超越西方的重要保证。这与勒庞笔下“利用群体实现个人野心的投机者”形成鲜明对比。

勒庞对群体的恐惧，实际上源于他对个体异化的深切忧虑。他忧心忡忡地认为，当个体置身于群体之中时，他们极有可能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而被集体的力量所吞噬，最终沦为集体机器上微不足道的齿轮。

不可否认，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从众心理的确常常导致人们盲目跟从群体的行为和意见，从而引发所谓的“羊群效应”。然而，勒庞的观点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似乎陷入了个体与群体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之中。

这种非黑即白的认知方式，是许多西方人普遍存在的思维误区。他们往往将个体与群体视为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而忽略了个体与群体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关系。事实上，个体与群体并非简单的二分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

儒家提出的大同社会理想，打破了个体与群体这种对立，为群体的终极价值提供了正向图景。这里的群体不是个体自由的对立面，而是个体价值实现的载体：通过群体的协作，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发挥。在大同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和而不同——既保持个性独立，又通过群体联结实现共同福祉。

然而勒庞将群体视为“个体理性的坟墓”，恰恰忽略了群体可能具有的“成全个体”的积极意义。

回望历史，儒家思想中的群体智慧，早已超越了《乌合之众》的认知局限。它不否认群体可能存在的盲目性，但更相信通过仁的滋养、礼的规范、圣贤思想的引领，群体能够展现出理性、向善、共进的一面。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与个体化并存的时代，儒家的群体观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不必恐惧群体，而应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充满道德自觉、尊重个体价值、追求共同福祉的文明共同体。这或许正是对《乌合之众》最有力的反驳——群体的本质，从来不是乌合，不是“野蛮的回归”，而是“文明的进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