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拍案反对：为什么要冒险去研发可能不被广泛适用的专用芯片？这不符合规模经济效应，而且失败的可能性很高。一位资深工程师在技术论证会上直言不讳。

有人顶力支持:通用架构的效率瓶颈已经显现，唯有革命性的专用设计，才能实现“方舟”计划追求的百倍千倍效能提升，这是“换道超车”的关键。

最后的主要障碍则来源于部门协同的“藩篱”。

如此庞大的项目，涉及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中科院、军方以及地方等多个实体。

各部门虽有合作意愿，但固有的职责划分、审批流程和利益考量，形成了无形的“藩篱”。

协调会议开了无数次。

文件在各个部门间流转。

会签的进程缓慢。

到底由哪个部门主导？

资金究竟如何分担？

建成后的管理运维权属归谁？

这些问题看似微小和琐碎，却足以让一个宏大计划陷入停滞。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则是千难万难。

但危机中同样孕育新机。

一场由决策层主持的小范围、高规格的专项汇报会提前开启了。

陆时羡受邀进行再次论证。

但这一次，他面对的听众更少，但决策权更重。

陆时羡还没来得及在研究院多交代几句，就连夜坐上了前往燕京的飞机。

当他穿越层层值守，来到汇报室时，此时的气氛显得庄重而严肃。

显然，面对此时极其特殊的汇报对象。

陆时羡没有重复过多的技术细节，而是聚焦于他提前做好功课的三个核心论点。

他展示了科尔德斯普林论文中的几张关键图表，与自己团队更早期、但未发表的数据进行了对比。

“领导，诸位专家。对方凭借不正当手段，节省了至少一年半的探索时间。我们现在追赶，靠常规手段已经来不及。他们就像拿着我们绘制的地图在赛跑。唯一的胜算，就是乘坐更先进的交通工具，也就是生物专用超算，实现速度上的绝对超越。”

陆时羡用无比坦诚的语气接着说道：“在生命科学的传统积累、全球人才网络、学术影响力方面，我们与科尔德斯普林这样的百年机构相比，短期内确实存在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