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苍茫暮色笼罩着高楼大厦，霓虹灯在人海中闪烁，世界有一种科幻电影的不真实感。

薛岭走了一段，看着杜辉狼狈的背影消失在有警徽标志的建筑物门口。

他驻足，靠在墙角回头，有一个便衣警察跟着他。

自从他上个月以打理银湖地产的理由从加拿大回国，警察就三番五次把他叫去问话。

在常人看来，谋杀孟鼎夫妇那事儿和他脱不了干系，但金斯顿提供的诊断记录等材料只能证明医生利用职业便利杀人，除了从七年前开始写的日记叙述了对他的帮助，并没有实物表明是他百般怂恿。

所以当中国警察问起时，他承认了与金斯顿的关系，却否认是谋杀的从犯。

孟鼎夫妇之死完全是加拿大的案子，但郝洞明之死是跨国的案子，中国方面发话要力查，所以警方对他跟得很紧。两个案子都得查，加拿大警方暂时把一部分任务交给了银城这边。

一个可以教唆谋杀养父母的人，为什么不能杀死另外的人呢？杀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但是没有证据，就不能限制他的自由活动。

薛岭这一个月深居简出，没有人知道他的心情异常烦躁。

被人不怀好意地盯着的感觉使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待售的奴隶，而人们这些天对他的辱骂也成为长夜里的噩梦。

他躁动的情绪被咖啡和金斯顿的死讯压下去，此刻又被这个自以为藏得很好的警察勾出来，几乎已经达到了能够承受的上线，爆发的临界值。

但没有人知道。

便衣警察接了个电话，消失了。

薛岭的手机也响起来，公安局叫他去问话，可能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他戴着完好无损的面具，微笑着从路边卖花老人的篮子里买了一条木兰花手串，走进地铁，等到了警局，手腕上的花被掐得只剩光秃秃的白线了。

掐完了花，他又开始弹手上套的细皮筋，打在皮肤上很疼，但他停不下来，坐在警察面前时，整个手腕都红了。

还是上周那个问话的警察，给他递了根烟，开始问。

“精神病院？”薛岭用嘲讽的口吻道，“我根本没有精神病，我是被孟鼎和靳荣送进去的，他们发了善心，就把我送到了海岛上一家精神病院，想让我在里面自生自灭。”

警察不动声色地瞟了眼他的手腕，做笔录。

“什么中国的精神病院？无稽之谈，我在二十岁以前根本没去过中国！你们可以去查金斯顿交给警方的材料。”

警察道：“薛先生，你明知道金斯顿已经死了，他提交的东西也不全。据加拿大警方调查，那家私人精神病院早就倒闭了，没有保存十几年前的资料。”

薛岭深吸一口烟，身体往后靠，从口袋里掏出怀表习惯性地摩挲着，突然间手指像被针扎了一般，他把那枚精致的表狠狠砸了出去，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

表裂了。

他脸上的表情也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