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跪在灶台前，灰烬簌簌地从指缝间滑落。

那半张火车票静静躺在掌心，像一块烧焦的骨头。

庆阳→广州，2015年1月3日——正是我背着破书包、揣着最后五十块钱离家那天。

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张票我一直攥在手里，直到在广州火车站出站口被检票员撕去一半。

它不该在这里，更不该出现在这堆冷了十三年的灶灰里。

可偏偏就在眼前。

风从塌了一半的屋顶漏下来，吹得墙角塑料布哗啦作响。

父亲仍蜷在屋角，抱着录音机，嘴里喃喃着什么，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

但我知道，他又在放那段话了——“但我还是会回来的。”

我的心猛地一抽。

这张票是谁带回来的？

母亲早已不在人世，村里没人知道我去哪儿。

除非……有人查过我的行踪，甚至跟踪过那段轨迹。

我掏出手机，拍下车票背面那串铅笔写的数字：“LH”。

字迹潦草，却刻意整齐，不像是随手涂写。

我把照片发给张评估师，附了一句：帮我查一下这个编号，是否关联妇联或民政系统的档案索引。

消息刚发出，手机震动起来。

是许念打来的视频电话。

画面亮起时，她背后是一片昏暗的走廊灯光，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怕惊动谁。

“林致远，”她顿了顿，“刘老师翻到了一份边缘备份音频，是省妇联内部流转时附带的心理评估摘要。”她的目光直视镜头，“里面提到你这起案例时说——‘当事人家庭稳定性极差，无回归意愿预测值’。”

我僵住了。

“等等……什么意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话。

“意思是，”她缓缓道，“你在官方系统里的寻人档案，早在七年前就被标记为‘历史关联度低’，不再纳入主动追踪范围。理由是你本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回归原生家庭的心理倾向。”

荒谬感如冰水灌顶。

我十五岁那年摔门而出，是因为家里欠债、母亲病重无钱医治，而村长陈世昌当着全村人的面说“这种家底，养儿子也是浪费”。

我南下打工不是为了逃离，是为了活着回来救她们！

可现在，有人用一句冰冷的“无回归意愿”，把我从寻找名单上抹去了？

“最奇怪的是，”许念继续说，“他们引用的数据来源……是我们‘夜灯屋’三年前提交的一份匿名调研报告。”

我瞳孔骤缩。

那份报告……是我主笔的。

关于流浪青少年对家庭联结的心理抗拒程度分析。

我们采集了三百多个样本，建立情绪波动模型和行为预测指数。

但它完全是宏观研究，从未包含任何具体个案结论！

而现在，这份报告竟被用来反向定义我的人生——把我归类为“主动断绝关系者”，进而剥夺我被寻找的权利。

是谁在操作这些？是谁有权调取我们的数据，并扭曲其用途？

我还未开口，许念已看穿我的疑问：“原始报告里根本没有对你个人的心理建模。这意味着……有人借用了你们的研究框架，伪造了对你的评估逻辑。”

窗外夜色浓重，远处传来狗吠声。

老屋木门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像某种无声的叩问。

我盯着手中那张烧焦的车票，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不是疏漏。

这是筛选。

有人正在用一套看不见的标准，决定哪些失踪的人值得找，哪些不值得。

而我，差点就成了那个被“合理遗忘”的人。

凌晨两点十七分，手机突然响起。

来电显示：刘培训师。

我接通，她声音罕见地急促，没有寒暄，直接说：“别信‘低关联’这三个字。”

我屏住呼吸。

“我刚刚调阅了当年省级寻人建档流程标准文件，”她说，“只要一个失踪案例曾与志愿服务记录、社区帮扶项目或公益组织产生过交叉匹配，就必须自动进入深度核查程序，不得降级处理。”

她停顿一秒，语气沉下去：“可你的档案，是被人手动标注为‘非优先处置类别’的。绕过了所有系统预警机制。”

我手指收紧，指甲陷进掌心。

“负责初筛的心理协理员签名……”她一字一顿，“是陈世昌。”

空气凝固了。

那个拦下母亲医疗救助申请的村长？

那个在我家最困难时逼债上门、煽动村民拆我家院墙的陈世昌？

他的名字，竟然出现在省级妇联后台系统的心理协理员名录里？

而且是以专业身份参与寻人档案分级？

十年前他掌控村庄资源，如今他还能影响全省的公益分配逻辑？

这绝不是巧合。

这是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