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对“大学”这个词有实感，是在辽宁大学外语楼前。那是1966年的秋天天，我左胳膊别着簇新的红卫兵袖标，红布边缘还沾着油印店没干的黄漆，妈妈攥着我的手，掌心全是汗。

外语楼的墙壁被郁郁葱葱的爬山虎所覆盖，这些细细的绿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无数双小巧的巴掌在舞动。我仰起头，好奇地看着妈妈，问道：“外语是什么呀？”

妈妈微笑着回答道：“在这里学习外语后，你就可以成为一名翻译，这可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呀！”然而，我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那外语到底是什么呢？”

妈妈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难看，她似乎没有预料到我会如此执着地追问。其实，我早就知道妈妈和大姨都会说日语，因为我曾经在夜里听到过她们用一种奇怪的语调交谈。

可是，就在那天，妈妈只是瞪了我一眼，然后抿紧嘴唇，一句话也不说。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用力地把我从人群中往外拽，好像生怕我再问出什么问题来。

校园里的大字报遮天蔽日，“打倒”的喊声震得我耳朵疼，她的手却越攥越紧，好像我多说一个字，就会被那些红油漆的字吞掉。

在那之前，我的“大学梦”里只有徐大哥一个人。他是我们烧锅大院里最有出息的孩子，因家里穷，他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梦想，而选择了在大连铁路司机学校读书，为家里节省了开支。每次他放假回家，我都会特别期待见到他。

徐大哥夏天的时候，总是穿着那件印着校名的跨栏背心。那件背心已经被洗得发白了，但他还是舍不得扔掉。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买件新的，他笑着说：“这件背心有纪念意义啊，它陪着我度过了在学校的日子。”

我当时不太懂他说的“纪念意义”是什么意思，但我能感觉到他对那件背心的喜爱。每次看到他穿着那件背心，我都会觉得他特别帅气，心里也暗暗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像他一样，去一个好学校读书，然后穿上一件属于自己的有纪念意义的衣服。

徐大哥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经常会组织我们一起去沈阳冶金机械学校打篮球。每次去那里，我们都会被那个宽敞而热闹的篮球场吸引住。

球场边的单双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它们被太阳晒得发烫，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它们的热情。我总是忍不住爬上单双杠，感受那股炽热的温度。一旦上去，我就仿佛被黏住了一样，完全不想下来。

在单双杠上，我可以尽情地伸展身体，挑战自己的极限。每一次成功地完成一个动作，我都会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满足。而且，站在单双杠上，我还可以俯瞰整个篮球场，看着其他小伙伴们在场上奔跑、投篮，那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有一次，我和徐大哥站在铁道边，远远地看到一列火车缓缓驶来。随着火车越来越近，那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也越来越大，仿佛整个地面都在随之颤抖。

徐大哥指着火车冒出的那团黑烟，自豪地说：“我一毕业就会开这个，拉着煤，跑遍了整个东北。”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无法言喻的成就感。

我凝视着徐大哥的背心，上面印着“大连铁路司机学校”。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背心上的字比任何奖状都要金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工作服，它代表着徐大哥多年的努力和奋斗，也见证了他从一个普通学生将成长为一名优秀火车司机的历程。

我不禁感叹，原来上学真的可以让人变得如此厉害。通过学习知识和技能，我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可“文革”来了，一切都变了。同班的王炳臣同学戴着红卫兵袖标，在教室里拍着桌子说：“我见过毛主席！袖标是通行证，走到哪都有接待站管饭。”说得我心里直痒痒。

我缠了妈妈半个月，她才肯带我去北行，用布票和钱买了二寸红布。在油印店里，师傅把“红卫兵”三个金黄大字印在了红布上，我喜欢得了不得，立刻用别针小心翼翼别在胳膊上，走路都故意把左胳膊抬得高一点。

那天路过辽大，辽大门前有很多人进进出出，我央求妈妈进辽大看看。我没看到徐大哥所说的“书香模样”，只是看到满墙的标语和匆匆走过的人。倒是外语楼的爬山虎，在一片红与黑里绿得扎眼。

妈妈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仿佛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一般，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一堆堆写满了各种标语和口号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在风中微微飘动，像是在诉说着什么秘密。

我们路过一间半开着门的教室，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黑板上，照亮了那半行尚未被擦去的外文。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仿佛是一群小精灵在欢快地跳跃。我被这奇妙的景象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想要凑近去看个究竟。

然而，就在我准备迈步向前的时候，妈妈突然用力地拉住了我，她的声音低沉而急促：“别看了，咱们回家。”我有些诧异，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这么紧张。但看到她严肃的表情，我还是乖乖地跟着她离开了。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过来，妈妈之所以会那样做，并不是担心我会给她带来什么麻烦，而是害怕我看到她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那道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