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员A道：“一个卡通发卡？这会是凶手留下来的东西吗？”
警员B道：“不太可能，这么大一个东西，又不是头发指甲那种小玩意，她又攥得这么紧，凶手怎么可能会发现不了呢？”
警员C道：“也许是因为她握得太紧了，凶手一时间打不开她的手，所以只好放弃。”
警员A道：“不一定，如果我是凶手，我就会想办法把她的手砍下来，带走。”
警员D提醒他：“你忘了，死者刚死亡不久，说明凶手刚杀人，他肯定很仓促，来不及处理掉这些证据。况且砍手之后产生的喷射状血迹足以把人浇透了，他要在短时间内清理血迹，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警员B道：“总之先想办法查一查，这个发卡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不太像是成年人戴的发卡，太幼稚了，更像是小姑娘戴的发卡。”
警员C道：“那之前的假设就不成立了。总不能凶手是个小姑娘，然后用绳子勒死了一个成年女性吧？”
警员A道：“也可能是凶手的妹妹或者女儿的随身物品，话说回来，这里有小姑娘吗？”
警员D道：“好像有一个，看着和我侄女差不多大，长得挺漂亮。”
陆怡晴听到这里，停止了监听。
她看向还在乖乖地喝牛奶的暴怒，挑眉。
后者意识到了她似乎想要对她说些什么，她放下牛奶杯，走过来，向她伸出手，似乎要她抱的意思。
陆怡晴蹲下来，把她在耳麦里听到的话复述了一遍。
小助理看着她们，有点好奇：“陆小姐，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陆怡晴顿了一下，道：“在说小鸭子找妈妈的故事。”
暴怒没有说话，好整以暇地看着她继续往下圆。
好在小助理没有那么无聊，没再继续追问小鸭子找妈妈的具体故事内容。
陆怡晴重新看向了暴怒，后者很干脆道：“不是我杀的就不是我杀的，我杀过那么多人，还没有必要在这个人的死亡上撒谎。”
更何况，她才不会戴那么幼稚的卡通发卡。
陆怡晴看着她脑袋上的小花花发卡（雏菊样式，女歌手给买的），没有说话。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是凶手故意把发卡留在死者的身边，好让警方怀疑到你的身上。”
暴怒眨了一下眼睛，旋即，她就意味不明地笑了。
“这样啊。”
“会是安夫人的手笔吗？”陆怡晴问。
暴怒说：“不太像。”
她和她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老底，是彼此的牵制，如果她去坐牢，她也脱不了干系。
陆怡晴注视着她。
“如果不是她，又会是谁？”
暴怒道：“我不知道。也许是‘嫉妒’，也许是‘色.欲’，不过他们的身份都属于未知，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我想，我该想个办法排查出那个人。”
她没有提到懒惰。
陆怡晴挑眉。
暴怒说：“他是话最少的那一个，也不是很喜欢过多插手组织内部的事情，不可能是他，至于‘色.欲’——”
她顿了一下。
“其实我有怀疑过当年安夫人儿子爆发出来的艳照门事件也和这人有关，当然只是，怀疑，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陆怡晴说：“除了‘嫉妒’是左撇子之外，你还能知道什么信息？”
暴怒安静片刻，慢慢地斟酌着道：“举行内部会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戴着面具，声音也都用变声器处理过，背景也都会被虚化处理，虽然我的体型有不可避免的生理性缺陷，但我的摄像头角度没有问题。按理来说，应该没有人会猜到我的信息才对。”
那个想把她拉下水的人，一定是一个知道她真实身份的人。
但他没有出面，而是选择和她周旋。
就像猫咪逗弄着缸里的金鱼。
她的话没说完，警方已经过来了。
暴怒没有说话，她紧绷了脊背，抱紧了手中的兔子玩偶。
然而那群警方根本没找她，似乎也知道这种问话儿童不宜，只是在大厅询问：“谁是那个小姑娘的监护人？”
此话一出，女歌手先是举起了手，然后给另外两个人顺嘴翻译了一下。
然后另外两个也跟着齐刷刷地举起了手，整整齐齐像一排萝卜。
警员看了过来，他们仨犹豫了一下放下手，女歌手走过去，压低了声音。
“抱歉，警官，那孩子是个孤儿，之前和我们一起遭遇了海难，被人救上了这艘游轮的。”
警员们点了点头：“这样啊。”
警员们：还好没有直接找小姑娘谈话，要不然今晚就睡不着了。
其中一个警员用透明的证物袋给他们展示了那个发卡：“这个发卡，你们认识吗？”
女歌手凑过来看了看：“警官，这发卡不是我们买的，这个款式都很老了，现在的小姑娘早就不戴这个了。”
“是吗？”警员A说，“我到时候会再去核实一下，也就是说，这个发卡不属于你们，对吧？”
女歌手点了点头：“是的，警官，而且我们都有不在场证明，这事肯定不是我们干的。”
警员A被她逗笑了：“小姐，警方办案是讲证据的，不会随便把过路人都当做犯罪嫌疑人来看待。”
“更何况她和画家养母认识不到十天，想要培养出能杀人的矛盾来简直难上加难。
“我还有别的问题需要向你们核实。”警员A说，“请问你们有见过她的丈夫吗？我们在死者的尸体发现了多处淤青，新伤旧伤叠加在一起，她大概率长期遭受着暴力行为，我们需要找她的丈夫核实情况。”
咖啡馆店长听到了，她凑过来：“她丈夫，就是那个家暴者！”
她停了停，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面带惊恐。
“她该不会就是被她老公杀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