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而美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然而，这句话仅仅说对了一半，因为中国的各个朝代实际上与美国现今的状况颇为相似，都可以被视作一个公司，而最终这些公司走向破产倒闭，皆有其内在的缘由。

在汉朝至唐朝的漫长时期里，世家门阀等特权阶层形成了一种垄断局面。皇权就如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而那些较为强势的皇帝则更像是公司的董事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皇帝所拥有的股份绝对不会超过其他董事的总和，而且各位董事的身份也仅仅在世家门阀内部流转。即便发生了改朝换代，也无非是更换了一个CEO，或者替换掉几个董事而已。至于普通百姓，他们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如同蝼蚁一般，几乎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自然也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投敌叛国者。

中国古代文人叛国现象在唐宋之际发生了显着的转折。在唐代，高级官员叛国者所占比例不足半成，然而到了南宋时期，降官的比例竟然接近四成，而在明末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数量。这种群体性的道德溃败现象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逻辑。

黄巢之乱成为了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这场起义专门针对世家门阀进行屠杀，从物理上消灭了魏晋以来的世家门阀体系。这些传承数百年的贵族集团，不仅是皇权的共治者，更是地方治理的实际掌控者。当长安三次遭受屠城，那句“天街踏尽公卿骨”成为了现实，维系社会运转的门阀网络也随之分崩离析。

随着世家门阀体系的崩塌，权力架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本的“天子与世家共天下”的股权共同体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与官员的雇佣关系。官员更像打工人，在这种新的权力格局下，官僚群体逐渐失去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而更多地受到资本的驱动。

科举制原本是门阀大族的私器，只有他们的子弟才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掌握权力。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科举制逐渐被迫从门阀私器转变为天下公器。这一转变使得寒门士子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科举考试，进入官场。

然而，这些寒门士子虽然通过科举获得了权力，但他们缺乏世家大族所拥有的根系网络。他们的权力合法性依赖于皇权授权的职业资格。这意味着他们在官场上的地位和权力相对不稳定，容易受到皇权的摆布。

这种转变使得官僚群体从原本的“股东”地位逐渐沦为“职业打工人”。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与王朝有着紧密的血缘联系，而是仅仅依靠职业资格来行使权力。由于权力不能世袭，文人对王朝的归属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打工人式的官僚群体的出现，使得文人叛国现象愈发严重。他们不再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更关注个人的利益和地位。所以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官僚早已经将国家和人民抛之脑后。像不像网络上经常听到的那句话：“国家怎么样，与我月薪3000有关吗？”在面对外敌入侵或政治动荡时，他们更容易选择背叛国家，以换取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当蒙古、满清等外部势力崛起并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时，文官集团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道德约束在利益计算面前逐渐让步，正如明末钱谦益“头皮痒”的托辞所暴露的那样，官僚系统从过去的“共天下”心态转变为“择主而事”的心态。

填补世家大族真空的文官集团，实际上是学阀、财阀和官阀的共生体。民间资本通过资助科举、运营书院以及垄断出版等方式，构建起了一个“财阀供养学阀，学阀输送官阀，官阀反哺财阀”的利益闭环。在这个闭环中，各方相互依存，共同维护着自身的利益。

这种独特的结构使得官僚系统的效忠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本，他们所忠诚的对象是皇权的天下，这个概念代表着国家、人民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效忠对象转化为提供资源的资本集团。

南宋时期，秦桧主张“南自南，北自北”，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维持南北分裂的政策，但实际上，其本质是为了维护江南士绅与金朝之间的走私利益。这些士绅通过与金朝的贸易往来获取了巨额利润，而秦桧的政策正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

明末时期，东林党人强烈反对加税，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但实际上，东林党背后的支持者是资本集团，他们的商业特权依赖于低税率。因此，东林党的真正目的是保护资本集团的商业利益，而非关心百姓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