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三喜如何来的？79年春，作家李存宝到前线和官兵吃住了四个月，他听到一个故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因家里极度贫困，参军以来已经欠下不少账。他上战场前，和家中的妻子写信，希望他死后把抚恤金拿去还债，遇事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故事还没有讲完，李存宝已经泪流满面。”

“他回来向我哭诉，于是，那个同志就成了《高山下的花环》梁三喜一家的原型。几经修改后，我立刻明白引发的巨大变革，简直前所未见。从前，作家总是忽略军队生活与整个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视野狭窄，形成一种孤立的‘军营’文学，好似他们生活在乌托邦中……从这一天开始，军旅文学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但李存宝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文学的最高，我们很快迎来了新的革命家！他高呼‘我们在一起’的口号来了！”

西苑，虽然是初夏，这里仍然凉爽宜人。昨天下过雨，路上有碎叶和还没风干的水渍。

“哗！”

一辆轿车驶过了水潭。不久后，车上下来几个人，行色匆匆拐进了院子里。

“——乔公，乔公！”一个同志轻声道。

“怎么了？”

“这是今天的主要报刊和新闻，有一篇文艺评论，我个人觉得很有想法……”

“行，你先放在这。”

乔公换了件衣服，看向这篇名为《军旅文学的革命者》来。作者是一个叫张守任的编辑，和许多名作家合作过。

他在评论中痛批过去的“军旅文学”，认为他们主要有以下缺点：

一昧的乐观主义。

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以及前两者所导致的“单一的美学特征”。

简单来说，这些文章从不把战士们当做“人”，他们仿佛都有一样的性格，一声令下就能勇猛冲锋——固然曾经有过这些人，而且不少。

但是，前线却不全是这样的高大全人物。

正如余切再次和“尖刀连”战士见面，发觉他们已有不少人下海做了生意一样，从前的军旅文实际上只肯定了战士们最光辉的一面，把他们当做样板来塑造。

这个人本身的是非观、价值观却被忽略掉了，这既和前线的实际情况不符合，也失去了对社会的宣传意义。

读者无法在故事中共情，也就无法激发社会对战士们的更多肯定。

这是自然的。

为何部队总是孜孜不倦的组织笔会？

不仅是给战士们一个泄压阀，也是向社会塑造军人的形象。

乔公眉头紧皱，到这时候他忽然眉头舒展开，轻声念道：“《未婚妻的信》是新军旅文学的新高峰，四年后，我们再一次看到《血战老山》，作家详细描述每个人的行为动机，家庭背景，挖掘出更深刻的社会内涵。”

“我们因而明白，伟大的并不是神一样的人，而是这个人和我们一样普通，却选择了保家卫国、誓死血战。”

“最伟大也最平凡。”

乔公一拍大腿：这话真好！

最伟大，也最平凡！

别的都太书面化，真是拗口！有这句话就够了！

不正是这样吗？

《文艺报》这篇评论好！说清楚了余切的军旅文为何受到欢迎，从根本上，他创作的是下一维度的，他当然要对那些过去的军旅文形成降维打击！

这仍然是作家的洞察力——看似在战场上，实则在那战场外的思潮上。

乔公虽然喜欢，但并不爱看文艺评论，而且，他也不喜欢传统，最喜欢武侠等剧情跌宕起伏的通俗文。

《未婚妻的信》、《高山下的花环》他都曾看过，很满意。

这些，一点儿也不像那些文学。

而现在又有了代表“新高度”的——《血战老山》！

他的几位老友寻到这里，招呼他打牌。却见到他抱着一本书看了起来，“不打牌了，今天不打了。”

“真不打了？”

“不玩了。”

两三小时后，他的卫生员逼迫他放手，他才恋恋不舍的抬起头。

这本何止是新高度？简直是集大成之作，是很多篇的《未婚妻的信》，每一个人都栩栩如生，优缺点分明……而这样的不完美的人，却构成了不可摧毁的集体。

他叫人来，仔细吩咐一番……5月中旬，一个前所未有的殊荣出现了。

桥牌局的常客们，自费购买了两千册，无偿赠予给前线的战士。这在部队和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强劲的“老山”旋风。

战士们纷纷称赞，余老师写出了“我”自己。王蒙又召开讨论会，会上充分肯定余切“军旅文学新高度”这个身份。

这是余切又一个头衔。

无数人都在等待《血战老山》的结局。

此时，余切也启程前往南方。他在燕大上了前半年的最后一堂文学课。

燕大中文系组织了一批作家培训班，这群二十来岁的新锐作家和中文系学生一起上课，吃和住也在一起。余切注意到他们的文章中，有很多马尔克斯、余切，却很少提到沈聪文这个人了。

沈聪文才死去两个月，他就像是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如果沈聪文还活着，老沈可能会觉得这种状态很合他意。

现在的世界，是余切的世界。没人找沈聪文的麻烦，也没人吹捧他。

“你们知道沈聪文吗？你们怎么评价他的文学成就？”

学生们关注文坛动态，立刻说“不是完人”，“在主旋律的时代写他的小桥流水人家”……这都是余切前几个月为沈聪文“定性”的话。

余切很失望：“这都是我的话！有没有你们自己的话呢？”

学生们面面相觑。

“那你们并不是真的认识沈聪文！”

此时，余切更明白了沈聪文为何总被忽略。

他年轻时雄心勃勃，晚年却在文学上隐身，在文化界也被边缘化，落魄得只能搞搞文物研究。

尽管《边城》中的凤凰小城得益于他的文章，在将来蜕变为文旅大市，但沈聪文始终没有参与到时代最主要的话题之中……他在感情、在事业上表现出惊人一致的逃避态度。

正如沈聪文自己说的，他是一个不入流的“乡下人”，最后也得到了被遗忘的苦果。

这是余切应当警惕的。

前去南方的路上，恰好和张赵和同路，沈聪文的爱人张赵和在这段时间想通了，决定送沈聪文回归凤凰。

余切听说这件事，也抽出时间送了沈聪文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