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海贸，引进新物，本是朕富国强兵之策。但若只重物质之繁荣，而忽略人心之教化，则繁华必成虚火，物欲反成枷锁。今日有‘忘忧草’，明日或许又有其他‘忘忧之物’滋生。堵，固然必要，但若不疏，终非长久之计。”

他转过身，目光重新变得坚定：“因此，朕决定，在严刑峻法清剿此毒的同时，更要大力推行教化，正本清源！”

他看向内阁官员：“拟旨！”

“第一，命礼部、翰林院，即刻组织人手，编纂《辟邪崇正录》。将此番‘忘忧草’之害，各地查处之真实案例，受害者之惨状，宗室勋贵堕落之丑态，皆详细记录，绘图作解，刊印成册，分发各州府县学、乃至乡塾村社，务使家喻户晓！令天下人深知此物绝非‘忘忧’，实乃‘招祸’之根源！”

“第二，着各地学政、教官，以此为契机，在士子学子中大力宣讲圣贤之道，重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义，批判奢靡享乐之风，倡导砥砺名节、关心民瘼之操守。”

“第三，晓谕宗人府，加强对宗室子弟的教育与管理。除经史子集外，更需令其学习《皇明祖训》，了解祖宗创业之艰难，明确自身责任。凡有荒怠学业、行为不端者，宗人府有权严加管束，甚至奏请朝廷削减其俸禄、降低其爵位！”

“第四，鼓励各地兴办义学，推广教化于底层。使黎民百姓，不仅知法畏法，更明理知耻，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毒物滋生的土壤！”

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尤其是处在剧烈变革时期的帝国，仅仅依靠严刑峻法和经济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牢牢抓住“人心”这个根本。

随着禁烟风暴的持续推进和教化措施的逐步展开，广州城似乎也慢慢从最初的震荡中恢复过来。

市舶司的贸易依旧繁忙，码头上依旧船来船往，但空气中那股若有若无的、属于“忘忧草”的奇特气味，已然被海风的咸腥和货物的尘嚣所取代。

朱兴明在处理完禁烟事务最紧急的阶段后，视察了广州巨大的造船厂，看着工匠们运用传统的榫卯工艺与部分来自泰西的力学知识，建造着更大、更坚固的远洋宝船。

他接见了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商人代表，与他们讨论关税、航线与未来的合作可能，展现出一种自信而开放的大国气度。

他甚至微服走访了广州城外的几个村镇，亲眼查看番薯、玉米等新作物的推广情况，询问农户的生计。

然而，经历了“忘忧草”风波的他，眼神中少了几分初到广州时的纯粹兴奋，多了几分审慎与深沉。

他看到港口的繁荣，会想到如何防范走私与违禁品的流入。

外国商人的热情，会思考如何在中西交流中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警惕性。

他看到新作物带来的丰收，会担忧商品经济过度发展可能带来的道德滑坡与人心浮躁。

这趟南巡，已然超出了最初的预期，变成了一场对帝国现状的深度检视与对未来道路的严峻思考。

这一日，朱兴明收到来自京城的太子朱和壁的密奏。

太子在奏报中详细陈述了京中禁烟行动的进展，以及几位被圈禁亲王家眷的安置情况，言语稳妥，处置得体。

同时，太子也委婉地提及，朝中对于皇帝处置宗室手段过于严苛的议论并未完全平息，建议父皇在后续政策上可稍加怀柔，以安宗室之心。

看着太子成熟稳重的笔迹和思虑周详的建议，朱兴明欣慰之余，也不禁想起了远在京城的皇父崇祯。

不知道他听闻这番波及宗室的巨大风波，又会作何感想？是否会觉得儿子过于冷酷无情？

“传旨下去，三日后，启程前往濠镜。”

“奴婢遵旨。”刘来福躬身应道。

濠镜，作为目前唯一允许泰西诸国长期居留贸易的沿海据点，是观察外来势力、实践海贸管理政策的最佳前沿。

朱兴明要去亲眼看一看，这扇通往世界的特殊窗口，究竟是如何运作的。